一、《中国与回教》成书的时代背景与作者简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从汉代的丝绸之路，到蒙元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再到明代郑和下西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来往一直弦歌未绝。明代，中国与埃及曾互派使节，并在《永乐大典》、《明实录》、《明史》中保留下珍贵的记载[②]；近代，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③]。
中国人前往阿拉伯世界最知名的大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求留学的历史也有近180年了。史载最早去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人是清末马德新（1794—1874）阿訇，他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年抵达埃及，大概求学一两年的时间[④]。他在《朝觐途记》中记载：
“谜思尔……其国穆斯里甚众，朝堂百余座，其至伟丽者卓米尔阿兹偕。”[⑤]
记载中的“谜思尔”系阿拉伯语“مصر”的音译，即埃及；“穆斯里”即“穆斯林”；“卓米尔阿兹偕”系阿语“جامع الأزهر”的音译，即爱资哈尔清真大寺（也即爱资哈尔大学所在地）。《朝觐途记》成为中国人最早关于爱资哈尔大学的记载。
进入二十世纪，首先有河南桑坡丁锡忍（1877—1950）阿訇赴麦加朝觐。值麦加地区局部战乱，天房不开放，在麦加短暂停留后，转赴爱资哈尔大学求学，他对爱大的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印象深刻，这是已知的第二位在爱大学习的中国回族留学生。[⑥]之后王宽（1848—1919）阿訇携其高足马德宝(字善亭)（1884—1942）阿訇借访问土耳其之便，也在埃及做过停留。他们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引者）……发上海，乘法国邮船，经南洋而西，越苏伊士，达埃及……”[⑦]1919年，哈德成（1888—1943）阿訇任一家公司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埃及经理，随后前去埃及，并驻留埃及并一年多，同行者还有四川彭县的周子宾（1880—1950）阿訇。另据庞士谦先生《埃及九年》记载：“在第一次大战的前后，有甘肃阶州赵映祥与陕西兴安马开堂二君到埃，正式投入爱大读书。[⑧]此外另有一“甘肃人马姓”也“在该校肄业”。[⑨]
之后，王静斋（1879—1949）阿訇在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其间还曾受命担任中国学生部部长——这也是爱资哈尔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学生部部长。
1922年，王静斋阿訇与其弟子马宏道（字联华）（1900-1968）在赴麦加朝觐前，曾到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半年多。他在《五十年求学自述》中记载自己：
“……直赴开罗，隔数日，考入爱资哈尔大学，每月可获二金镑津贴。历半年有余，每日除在校受课外，则携纸笔赴国立图书馆阅书，随时抄录……”[⑩]
1923年秋天，他们离埃及赴麦加朝觐。朝觐后，王阿訇又自己返回埃及继续学习（马宏道阿訇留土耳其求学）。《五十年求学自述》载：
“……余在麦加朝觐毕，仍回埃及。……马生独自留土，我则返回埃及，拟再入爱资哈尔大学，……得直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矣。……各国留学生在该校均有指定之宿舍，独中国人则无。……余为后来之中国学生计，……学校当局……委我为中国学生部部长……”[11]
上述学者是中国人留学埃及的先行者，为后来大批留埃学生的派遣与学习，开了先声。1931年开始，中国伊斯兰教组织、学校开始系统组织、保送中国学生前去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在民国期间共派遣包括马坚（1906—1978）、庞士谦（1902—1958）、纳忠（1909—2008）、马金鹏（1913—2001）、张秉铎（1913—2004）、纳训（1911—1989）等人在内的6届33名回族学生。
然而由于距离遥远、交通阻隔等原因，当时阿拉伯世界人民对于中国近代国情、中国穆斯林的情况普遍缺乏了解，甚至难以区分一些基本的概念。庞士谦（1902—1958）先生曾不无感慨的说道：“回教世界对于我国向来隔膜。”[12]马坚（1906-1978）先生到达埃及不久后，在写回祖国的信件中也记载道：“埃及人士对于中国回教状况十分隔膜。”[13]当时留学埃及的中国回族学生（下文简称留埃学生），都深深了解到了这种“隔膜”的状况，也品味到了因为缺乏了解而带来的消极后果。于是他们身体力行，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为阿拉伯世界人民，特别是埃及人民了解中国的情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留埃学生对中国的一般情况和中国穆斯林、伊斯兰教的情况相当了解，同时去埃及之前的学习经历，使他们已具备了比较高的阿拉伯语听说读写水准，加之在埃及的刻苦学习，使得他们能在留埃期间以晓畅的阿拉伯语进行讲演，写出文章、书籍，以自己的视角介绍中国的情况。1933年，爱资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部正式成立，沙国珍（1884—1970）先生、庞士谦先生先后担任主任。这为联合在埃中国学生，组织各种阿拉伯语著作的撰写出版做出了贡献。他们在留学期间着成的阿拉伯文著作主要包括：中国留埃学生团合着的《中国穆斯林名人》（ مشاهير المسلمين في الصين）、《日本军队侵占了多少中国领土？》（كم من البلدان الصينية احتلتها الجنود اليابانية）马坚先生的《中国回教概观》（نظرة جامعة إليتاريخ الإسلام في الصين وأحوال المسلمين فيها）、张秉铎（1915—2004）先生的《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ونفي الصين）、海维谅（1912—2006）先生的《中阿关系》（العلاقة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عرب）、达浦生与沙国珍两先生合著《告世界回教同胞书》（خطب إلي العالمالأسلامي）以及本文所介绍的庞士谦先生的《中国与回教》（الصين والإسلام）等。这些著作既有专注于中国伊斯兰情况的，也有在介绍中国国情同时关注中国伊斯兰教的，还有关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尽管切入点不同，但留埃学生为阿拉伯人民了解中国所做的辛勤耕耘，最终迎来了喜人的丰收——大量以阿拉伯读者熟悉的阿拉伯语写就的著作在埃及出版问世了。这些著作内容翔实丰富，种类数量可观，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中国历史与现状，并且重点关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和中国穆斯林的情况。这在当时阿拉伯世界人民对中国情况不甚了解的“隔膜”大背景之下，为阿拉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与中阿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一扇难能可贵的天窗。
庞士谦（1902—1958）（以下简称为庞老），阿文名穆罕默德·特瓦杜尔（محمد تواضع），回族，河南孟县人。是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知名阿訇。他早年曾经游历河南洛阳、许昌、沁阳、甘肃张家川、山西晋城等地。曾跟随虎延璋、马自成、丁锡忍等名师学习。并于1922年在河南沁阳清真寺马连三阿訇门下穿衣挂幛。1937年他被公推为成达师范学校第二批留埃成员，率领“中国法鲁克留埃学生团”赴埃及留学，1946年返回祖国。回国后曾参与创办北平回教经学院，并曾担任《月华》、《月华周报》主编，建国后创办《回民大众》刊物，先后在回民学院阿专班、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1952年，他发起并参与筹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并被选为第一届协会常委。1958年逝世。其代表译着有《埃及九年》、《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和平之使命》、《回教法学史》、《脑威四十段圣谕》等。[14]
庞老留埃期间曾为中阿文化的交流所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既是学富五车、受到埃王尊重的中国文化专家，[15]也是深入民间、带领埃及百姓了解中国的向导；是第一位在阿拉伯世界的大学中系统教授中国文化的学者，[16]还是一位及时报道相关新闻的外派记者[17]；更可贵的是，他是一位深深眷恋、热爱着祖国的中华赤子，即使身在埃及，也毅然扬起了宣传抗日的大旗[18]。庞老留埃期间为促进中阿文化交流所做努力的另一重要成果就是他着成的阿拉伯文学术著作——《中国与回教》。
二、《中国与回教》一书的基本情况。
该著作以阿拉伯文著成，完成于1945年，同年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印刷与出版社出版。依其成书时间，可知这是庞老在埃及学习阿拉伯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讲授中国文化课程数年之后整理出来的，庞老在书的《序》中如是介绍本书写作的原因：他有感于当时中国穆斯林和世界穆斯林所处的落后状态，认为改变这种状态的重要前提是“了解和研究现实情况”，于是写成此书，便于“中国穆斯林自我认识，并让世界穆斯林知道中国穆斯林的情况，从而使其病症得到诊断与治疗，以便让中国穆斯林和世界穆斯林携手并进，相扶相助地行走于有尊严的生存道路之上。”并指出该书意在努力让穆斯林“回到伊斯兰和穆斯林黄金时期的水平。”方法是：“唯有通过教法演绎、创制才能实现。教法演绎与创制是成功的基础，是前进的基石、世界发展的动力；旧习俗则是弱小的象征，是落后的标志、灭亡的前兆。”该著作出版前，当时是留埃学生的刘麟瑞[19]先生进行了审阅。刘先生晚年曾在《中国建设》杂志（阿拉伯文版）中深情回忆了这段美好的往事：“20世纪40年代，他的阿拉伯文著述《中国与回教》一书在开罗出版。付印前，他将校样交给我，让我成为该书的第一位读者，并让我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印刷错误。我欣然从命。”[20]庞老离开埃及前，曾将该书作为礼物送给埃及国王。[21]
该书尺寸为大32开，全书210页，黑白印刷。书前言中有近现代埃及著名思想家哈桑·班纳（1906-1949）序、作者自序等，正文共有十六章，内容分别为中国古今历史、中国哲学、中国的教育、中国的社会文化经济、中国的女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伊斯兰教育、伊斯兰文献翻译著述、中国的伊斯兰教协会社团、中国穆斯林名人、中国与埃及的关系、中国新疆、中国西北部伊斯兰教情况、华北与东北伊斯兰教情况、中国东南部伊斯兰教情况、中国西南部伊斯兰教情况，在正文之后有本书每章内容梗概目录、书中人名检索目录、书中地名家族名检索目录、阿中英三种语言参考文献、勘误表等。
三、《中国与回教》一书为中阿关系做出的卓越贡献。
本书从历史和现实多个角度出发，首先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全面总结，使读者能对中国文化的古今面貌有较好的理解。比如第一章介绍“中国古今历史”，就将从三皇五帝历经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的历史简要概述，然后详述了中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过程[22]。在“中国哲学”一章中，庞老阐述了中国人敬重鬼神、敬天、阴阳五行的思想，然后分述老子与道家思想及其社会与政治思想，庄子，以及庄子对于生与死的观点，然后重点论述了孔子的“正名”与“仁”的思想，以及孔子对人性的观点和他代表作，然后论述了孟子及其经济政治思想等等[23]。在“中国的教育”一章中论述了古今中国各种教育方式，特别对当时的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医学专科教育等新型教育方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24]。在第四章——“中国的社会文化经济”一章中，介绍了中国的结婚与离婚，中国人的工作，中国人的宗教与哲学，汉语，中国的报纸，中国的金融业、农业、市政、制造业等[25]。在第五章——“中国的女性”章中，介绍中国女性在历史上长期恪守的道德标准——三从四德以及贤妻良母守则，而且列举了孟母三迁择邻而居、花木兰、班昭等女性历史典故，借以阐释妇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后介绍了在推翻帝制之后，中国政府公布了男女在法律、社会、经济、教育层面的平等，女性也在政府、法院、商业、教育、医学等领域和男性一样可以担任要职，还特别提及了吴贻芳（1893—1985）女博士所主持的金陵大学女子学院,同时还介绍了当时著名的中国女性组织及其职责和宗旨等[26]。随后在第六章中详细介绍了孙中山（1866—1925）先生的三民主义[27]。
上述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然而对于远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人而言，这是难得听闻，甚至是闻所未闻的。庞老对中国历史、文化等情况的介绍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是能够简明扼要、突出重点的介绍中国历史与现实，让人读后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全面、完整的印象。众所周知，中国历史典籍等资料数量浩繁、线索众多，要自己总结出一条线索作为书籍的主线是很不容易的。这既要求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现实情况等有着深入的了解，也要求作者对其中的主干内容有着很好的把握，同时还要求作者要有很好的取舍能力，在突出重点的同时，把具体着眼点表现得巧妙，而不是拘泥于解释某些细枝末节（如清代的男人留辫、女性裹足等），从而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所述要旨，实现通过正面的舆论导向起到积极地宣传的作用。这几点，庞老都做到了。其二，庞老作为一名阿訇、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能够以学术的眼光看待中国历史文化中诸如敬重鬼神等等与伊斯兰教义不甚相符的内容，并以书中相当的篇幅进行客观介绍，而没有采取回避、抨击、指责等非学术、不冷静的方法。这充分表现出一位开明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广阔胸襟，也展示了庞老这一文明对话中的大学者所具有的学术眼光和时代远见。
在向阿拉伯读者展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时，本书也以大篇幅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其中既包括内地回族穆斯林，也包括新疆地区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穆斯林的情况。既介绍了回族大量聚居的陕甘宁青等地伊斯兰教的情况，也没有遗漏掉回族散居的北京、天津、福建、河南、河北、山东、浙江等地的情况。书中对明清兴起的伊斯兰教汉文译着活动、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史都有详尽论述，还将各地清真寺的数量和穆斯林的数量进行了详细的统计。阿拉伯读者读罢此书，首先可以明确一个概念：中国有穆斯林——不论是中国内地还是边疆地区，都有穆斯林广泛存在，也可以知道中国各族穆斯林仍然保持着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还能够从多个纬度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同时也能了解到中国穆斯林在漫长的发展史中，所经历的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艰辛。
以上是本书在内容层面的独到之处，仔细品读该书，其中细节描写特别是阿拉伯语的运用也是十分精彩的。比如本书第五章中，介绍花木兰的生平，庞老将《木兰诗》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其中包括：
“旦辞爷娘去，
暮宿黄河边。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旦辞黄河去，
暮至黑山头。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庞老将其译成：
لقد ودعت والدى فى الصباح
وبت عند شاطئ النهر الأصفر في المساء
لم أسمع صوت أبي يدعونى
ولكنى سمعت صوت خرير الماء
وودعت النهر الأصفر فى الصباح
وبت على حافة الماء الأسود في المساء
ولم أسمع صوت أبى يبادينى
ولكنى سمعت حمحمة خيول المنغول[28
庞老的译文，在符合阿拉伯语合辙押韵（والقافيةالوزن ）的同时，将诗歌内容的精彩之处进行了巧妙的翻译，做到了既保持诗歌原有的意义，又符合阿拉伯读者的阅读习惯。如最后一句“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其中“燕山”这个诗歌意象对于阿拉伯读者而言难以理解，因为在阿拉伯文化中，根本没有这座山的概念，阿拉伯读者当然无法知晓诗歌中所表现的这座山的遥远与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和军事意义了。庞老非常巧妙的没有翻译这个词，紧接着将“胡骑”一词，翻译成“خيول المنغول”。“خيول المنغول”字面意思为“蒙古马”，蒙古帝国曾经在马背上远征西亚广大的阿拉伯地区，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故而在阿拉伯人思维中，蒙古马代表了遥远的蒙古地区、代表了重要的军事概念地区、也代表了强盛的武力发源地，同时“蒙古马”这种译法也与原文中“胡骑”相符合，未违背原文意旨。译文去掉一个意象后，紧接着巧妙翻译另一个意象，使得被省略的意象得以复原，从而保持了诗歌的完整性，令阿拉伯读者能理解此汉文诗歌原作者所要表现的内容。《木兰诗》的阿语译文，也让读者领略到了庞老精湛的阿拉伯语笔译水平。
庞老作为一位阿文书籍的作者，能以阿拉伯读者易于接受的表现形式，概括、简明、客观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情况，让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对中国国情有大致的了解；同时还完整、详尽、具体的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情况，使他们了解到中国这一遥远东方国度数百年，上千年来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存在历史和方式。庞老以最优美的形式，向阿拉伯读者全面展示出了中国——既有广角的有关中国历史、现实的展示，也有聚焦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详细情况的展示。读了此书，会有一幅幅表现着遥远东方社会的图景显示在阿拉伯读者的心中，也会有一首首萦绕着中国气息的乐曲回荡在阿拉伯读者的耳畔。中国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埃及籍专家萨利赫·莱哲普先生，他作为一名毕业于开罗大学文学院的阿拉伯读者，在阅读此书后感慨地说：“就算我没来过中国，就算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凭借这本书，我既可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经济、政治，还可以知晓中国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历史与现实状况，该书可以看作阿拉伯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它有利于消除误会，加强了解。而中国与阿拉伯友好关系的发展恰恰需要更多、更深入、更广泛的了解。可以说，此书为中国与阿拉伯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一位埃及读者在该书问世近七十年后尚有如此感慨，七十年前阿拉伯读者读到此书的激动场景就可想而知了！
四、《中国与回教》一书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重要资料。
庞老出身经堂教育，曾游学于中原、西北、埃及等地，接触到大量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英文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资料。同时他是一位学者型阿訇，能够以学者的眼光审视、研究这些资料，进而整理成相关的文章、书籍。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教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庞老关于中国经堂教育最著名的论述，当属载于1937年《禹贡》第4期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一文了，此文曾被多部书籍转载，至今也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常用参考资料之一。《中国与回教》一书中有关经堂教育的记载与《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中相关内容有所差别。《中国与回教》一书成书较晚，故应为庞阿訇在掌握更多资料、进行了新的总结之后产生的新作品。
书中第七章“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伊斯兰教育”中，先后介绍了四位中国经堂教育的人物，分别是兰州马、海巴巴、胡登洲、周老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庞阿訇认为兰州马和海巴巴生活年代在胡登洲（1522-1597）之前。他首先介绍了“兰州马”，内容汉译如下：
“兰州马，因为是甘肃省会兰州人而得名。这位学者是中国伊斯兰学术运动的第一人。他历尽艰辛，克服困难，是古代的一名求知者。他克服艰难困苦，到达了布哈拉或撒马尔罕。在那里找到了一所伊斯兰学校，并学习了伊斯兰教知识。为了求知，他在当时的中国，历经了所有求知者所经历的困难。他传授知识，并考虑在中国建立第一所伊斯兰学校，努力为中国穆斯林子弟的求学者提供伊斯兰教知识。然而这个贫困的学者仅仅拥有一个石磨坊，除此之外，他就只能依靠自身在中国的穆斯林学生之中教授宗教知识了。为了那些不应该为了谋生而耽误学业和研究的求学者，他该如何获得必需的费用呢？
这位学者认为，自己和学生们都应该做这个石磨坊的雇工，同时还要学习宗教知识和语言。这样通过付出更多努力，可以获得更多的钱财。于是半天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劳动以获取生活的费用；在另外的半天，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放下劳动，开始钻研书籍。就这样，仅仅三年，他的第一批学生就毕业了。然后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就这样持续着。每三年为一毕业周期”[29]
然后书中介绍了“海巴巴”，汉译如下：
“他是兰州马的弟子之一，叫做海巴巴。他名字中的‘巴巴’二字意为安拉的代理人。他学习期间参加了考试，而成绩不佳。所以不得不在学习了三年之后空手离开学校。他请求自己的老师能够准许延长学习期限，于是他继续学习到第四年、第五年、一直到第十年。这么多年，他没有一次考试成功过。于是老师希望他能够体面地返回自己的家乡。他不得不遵命，于是收拾好行李回家。在走到回家路上一半的时候，坐在路边稍作休息，他见到一只甲虫陷入深坑坑底，甲虫努力离开坑底，以回到路面上，却失败了。于是甲虫再次努力走出深坑，可又陷下去了，然而它并没有绝望。海巴巴看到了这些，于是重装行李，再次回到了他老师的跟前，给老师讲述了这个见闻。老师容忍了他的行为，并且打开了他曾封闭的心胸。于是让他继续学习，直到第十二年，他考试成功。
最终，海巴巴怀着自己早年跟随老师在磨坊中学习时就立下的决心回到了家乡，他想以此服务穆斯林。他想建立一所自己老师所建的那种伊斯兰学校，还希望学校为学生提供生活必要保障和安逸，以保证学生能够潜心专注于学问。是的，他的确这么做了。他在清真寺建立了一所学校，清真寺的伊玛目成为了学校的老师，也是学校学生的管理者。于是按照这种方式，建立了第二所、第三所学校。海巴巴所创的这种新制度得以传播。从此之后，清真寺因附设学堂，就与穆斯林的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了中国穆斯林的文化源泉。中国穆斯林十分尊重这位谢赫的成就，于是将其称为安拉的代理人，所以从此他就有了海巴巴的称号。”[30]
尽管庞老未在《中国与回教》一书中谈及上述观点的具体参考资料，笔者也未能发现直接证明该观点的证据，然而翻检各种碑刻等资料，我们还是发现了种种迹象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庞老上述观点。
首先关于兰州马：陕西西安大皮院清真寺现存《大皮院清真寺始建碑》[31]记载了一位叫做马道真的先贤在明代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主持修建了清真寺“……礼拜寺大殿、南北厅、头二门、沐浴所、学社、师徒住房，共三十二间……”[32]其中明确提出了“学社”、“师徒住房”两个内容。很显然清真寺的“学社”应是以传授伊斯兰教知识为主的经学舍，而师徒住房中的“师”则应该是宗教师，即阿訇，“徒”则是学习宗教知识的学生。根据“师徒住房”的记载，可见阿訇、宗教知识学生是居住在清真寺之中展开教育的。故而当时西安大皮院清真寺的经堂教育已经存在，并且有了必要的配套设施。西安未央区广大门今有“马道真墓园”，园内有《马世翁墓碑》[33]。碑文无任何年代记载，甚至也没有记录马世翁的名讳、生平。似乎立碑时间较晚，立碑者彼时也不知马世翁是何时人。西安大皮院清真寺南碑亭东首有《西京忠吉马公遗思碑记》[34]，立碑时间为清代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记载马忠吉阿訇“始祖马道真”并简略记载其始祖生平，可惜未提及其始祖（马道真）的生活年代。根据笔者从西安回族朋友处了解到的口传资料，马道真并非姓名，而是号。西安大皮院清真寺历史上有马氏十三代伊玛目世袭，该家族历代可能有多人使用此号。另外，根据口碑，“兰州马”一说是“马道真”，另外一说是“马庄”。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整理出以下几点：1.在明初永乐时期，西安有一位“马道真”先贤，曾经修建清真寺及其经堂教育的“学社”。仅在时间上看，这的确早于胡登洲先贤所处的时期。2.依传说，马道真可能就是兰州马。综上，现存的点滴资料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庞老关于兰州马的记载。
然后是庞老所述的海巴巴：《经学系传谱》（以下简称《传谱》）在第三位经师的传记中，详述了经师海文轩的生平。海文轩墓在宁夏韦州，有汉语、阿拉伯语墓碑存世[35]。《传谱》和墓碑记载他是胡登洲的学生，故显然不是庞阿訇所说的海巴巴。《传谱》在记载海文轩之前，还记载胡登洲的学生中有一位“海先生”。《传谱》在记载了其籍贯、简要生平、学生情况后，感慨的说道：“或云，从胡登洲之学者，即文轩先生也！岂蕴善先生亦误闻耶！年远难考，以俟知音”[36]。可见作者对这位“海先生”也不甚了解。海文轩墓所在墓区内还有一块墓碑：“韦州老坟地东北角有一小沙石碑, 上刻：‘大教宗海太师仙茔’ 没有年月日记载, 小沙石碑距老坟地西南角的海太师（指海文轩）坟约300米左右, ……这个小沙石碑是海太师之父海师之茔上碑……”。[37]
由此，我们可以大略总结出：1：历史上有一位海太师，此人是海文轩先贤的父亲，在年龄上可能大于胡太师。2：早在清代《经学系传谱》成书时，作者赵灿，甚至舍蕴善（1630—1710）这样的经学大师已经对海文轩之外的海先生的事迹无法了解清楚了。综上，小墓碑记载的“大教宗海太师”，有可能是庞阿訇所提及的海巴巴。
庞阿訇认为，中国的经堂教育有史可考的最早发起人是兰州马，他在国外学成归国之后，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培养经堂教育学生。在他的学生海巴巴时期，对这种半工半读的经堂教育方式进行了改革，使经堂成为清真寺的一部分，并且清真寺的阿訇也成为经堂教育的老师。这种制度随即固定下来，一直沿袭到胡登洲和之后的经堂教育。如前文所述，限于水平，笔者尚无法拿出直接可以证明庞老这种观点的证据，只能借助“传说”、“可能”、“也许”等不十分严谨的资料与方式来加以证明，但是根据已有的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庞老的这种说法是有凭有据的，对于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而言，这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关注的重要声音。
庞老此书中关于伊斯兰汉文译着的记载也是观点独特。其中先后提到了明代的张中、王岱舆、马明龙，清代的伍遵契、舍蕴善、马注、米万济、刘智、金天柱、黑鸣凤、马德新、马联元等著名回儒人物，并对他们的生平以及著作特点都作了介绍。庞老在书中指出，伊斯兰汉文译着的发源是明初朱元璋时期。他引用了清代先贤刘智（约1660—1730年）《天方至圣实录》第二十卷[38]中明代洪武十五年“敕回回太师文”、明代洪武十六年五月翰林检讨吴伯宗所书“回回天文书序”、明代洪武十六年五月钦天监回回太师马沙亦黑“回回天文经序”等资料，详细记述了明政权攻克元代大都之后，发现了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天文书籍。因为语种原因，一般的汉族翰林学者等知识分子无法解读。因为洪武帝朱元璋重视天文，认为天文是一个政权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召集回回学者吴伯宗、马沙亦黑等将这些阿拉伯语、波斯语书籍翻译为汉语。庞老由此认为这次明代的官方翻译活动，开了中国回族穆斯林汉文译着的先声，为明末到清代大量伊斯兰译着的出现起到了榜样先锋作用。
尽管明初的这次翻译活动主要涉及天文学领域阿拉伯语、波斯语著作的汉译，而没有涉及伊斯兰教古兰经、圣训、认主学、教法等具体宗教内容，但其中天文学内容也是西亚伊斯兰地区的学术成果，这次翻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几百年来一直对中国的天文历法有着一定的影响。明初这次翻译活动尽管与明末到清代的汉文译着活动在翻译内容等方面有着某些差别，但同样都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通过翻译著作实现的文明对话。庞老在著作中能够全面审视汉文译着的历史，并且认为明初的官方这次翻译运动属于汉文译着活动的一部分，是有其依据的。
庞老很多学术资料、思想和观点等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以书面形式传承下来。《中国与回教》一书中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丰富内容的问世，使庞老所掌握的大量中国伊斯兰教史料（包括口碑资料）得以保存；书中相关内容的论述，也使庞老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学术研究的一些重要思路与观点可以流传。
五、《中国与回教》一书是记载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史的一手资料。
如果说书中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内容是庞老资料整理、学术研究成果的话，本书中所述及的清末到民国期间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内容，则大都是庞老亲自经历或耳闻目睹过的历史事实。庞老以细腻的笔触，记载了当时的“新闻”、“消息”、“见闻”等等，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这已经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清末曾有两位土耳其宗教学者来华，《中国与回教》一书在介绍王宽（1848-1919）阿訇时，介绍了这两位土耳其经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庞老记载了这两位来华的土耳其人士的阿拉伯语原名： رضاعلي（一般译为：阿里·雷抓）与حافظ حسن（一般译为：哈桑·哈菲兹）[39]。准确阿拉伯语姓名记载为研究者进一步从土耳其现存档案中搜检这段历史提供了可能，也澄清了某些资料中对二人姓名的错误记载。
庞老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供职于成达师范学校，此后十多年间，一直与这所彪炳史册的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庞老深深地爱着成达师范，在《中国与回教》一书中，他以四页之篇幅，详尽地记载了成达师范自建立之初，从济南、北京、桂林直到重庆时期的相关办学历史和发展的脉络。关于办学的缘起，庞老如是记载：
“有鉴于中国伊斯兰教的落后和国家精神的衰微，穆罕默德·阿里·唐柯三和阿卜杜·拉希姆·马松亭、穆华亭、法镜轩、马绂生等穆斯林有识之士，考虑在山东省会济南建立一所伊斯兰学校，通过传播宗教文化、普及人民教育、培养毕业生成为教师——校长，成为活动组织负责人——会长，也成为宗教宣传者——教长的方式，来增强伊斯兰精神和爱国意识。”[40]
紧接着庞老记述了因为五三惨案等原因，成达师范被迫从济南迁移到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成达在北京的发展、《月华》杂志的出版、马松亭阿訇访问埃及、成达师范留埃回族学生的派遣、福德图书馆的建立等历史内容。其中有些内容大家已耳熟能详，有些内容则是鲜为人知。比如庞老在书中介绍了成达师范的建立初期——1928年在济南时期的历史内容。因为年代久远、《月华》等成达师范所办刊物尚未创刊等原因，这段历史可谓鲜为人知，现与读者共享：
“1928年，在校董的支持与鼓励下，成达师范学生会建立了夜校、暑期学校。成达学生亲自从事教学、宗教课程的安排等活动。夜校、暑期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济南当地在年幼时未能接受相应宗教教育的成年回民子弟，与正在国办学校中接受国民教育的回民未成年子弟。”
“同年斋月中，成达师范学生会开始在回民群众家里和清真寺内进行‘卧尔滋’宣讲，号召回民虔信宗教，遵守伊斯兰教教法。”[41]
本书中有大量关于民国伊斯兰教社团、期刊、回族名人等相关历史的记载。尽管这些记载在字数上不算很多，也许仅有几行，但在这样一部介绍“中国与回教”如此大选题的著作里，能够在地域上几乎涵盖全国各地，而且突出重点的介绍当时中国各地伊斯兰教中的重要人物、团体、事迹等等，在让阿拉伯读者了解到中国情况的同时，也为后人保留下了一段段珍贵的史料。在介绍山东伊斯兰教相关内容时，庞老介绍了山东泰安有着“马善人”之称的回族实业家马伯声（1890—1966）的相关情况：
“马伯声先生是山东泰安名人，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而且负责多家工厂，包括纺纱厂、纺织厂、磨粉厂等等，他建立了一所“仁德小学”，小学的开支由磨粉厂承担。”[42]
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这种观点在该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庞老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早期传述者，在其著作中翔实记载下来的清末到民国期间的大量伊斯兰教史料，在今日已成为研究中国—阿拉伯关系、民国回族史等相关选题的具有很高可信度的重要参考资料。
六、结语。
近七十年前问世的《中国与回教》一书，以晓畅的阿拉伯语写就，符合阿拉伯地区读者的阅读习惯。该书在民国——这一阿拉伯国家对于中国不是非常了解的时期在埃及问世，成为了阿拉伯读者了解中国历史与现状、了解中国伊斯兰教过去和现在的一条捷径。同时，庞老作为一位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者，在书中介绍了包括中国经堂教育、明清回儒译着活动在内的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情况，并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作为二十世纪初中国伊斯兰教很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早期听闻者，在本书中对相关内容的记述，至今已经成为珍贵的历史记载。故而该书对中阿文化交流、中国伊斯兰教史等相关文化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民国回族留埃学生的大多数阿拉伯语著作都在出版不久后被译为汉语，或刊登于中国国内的汉语报纸之上，或在国内出版，为汉语读者所参考。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庞老的这部大作却不为国人所熟知，某些资料对该书的名字都错误记载。为了发挥这部阿拉伯文著作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此书，也希望更多有关此书的翻译、研究成果能够问世。我们翘首以盼。
（著名回族学者、阿拉伯语专业李华英先生、北京学者马博忠先生、北京大学沙宗平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了热情帮助，特此鸣谢。）
--------------------------------
注释
[①]马保全（1988—），男（回族），河北威县人，北京大学文学硕士。
[②]马明达：《“米昔刀”小考》收于《说剑丛稿》[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到266页。
[③]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载：“中国政府于1935年在埃及首都开罗设立领事馆，……至1948年……正式升为大使馆。”
[④]庞士谦：《埃及九年》[M]，北平月华文化服务社，1951年版，第16页。
[⑤]（清）马德新着；（清）马安礼译：《朝觐途记》[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点校本，第33页。
[⑥]参见马博忠，纳家瑞，李建工:《历程——民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史研究》[M]，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⑦]参见尹伯清：《王浩然阿衡传》［J］，《月华》1935年第7卷第24期，张巨龄：《白寿彝先生<王宽>一文之考校》［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5到14页。
[⑧]庞士谦：《埃及九年》[M]，北平月华文化服务社，1951年版，第17页。
[⑨]参见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J］，《禹贡》1937第七卷四期，第105-174页相关记载。
[⑩]参见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J］，《禹贡》1937第七卷四期，第105-174页相关记载。
[11]参见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J］，《禹贡》1937第七卷四期，第105-174页相关记载。
[12]庞士谦：《埃及九年》[M]，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8年版,第31页。
[13]马坚：《马子实君来函》[J]，《月华》1932年4月5日总第4卷第10、11、12期合刊,第34到36页。
[14]参见马博忠，纳家瑞，李建工:《历程——民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史研究》[M]，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到33页。
[15]参见杨孝柏，马为公：《尼罗河畔九度春——庞士谦先生事迹追记（二）》[J]，《阿拉伯世界研究》1985年第3期，第22到29页、第8页。
[16]庞士谦：《埃及九年》[M]，第31页载：“（1940年），我受爱大之聘，担任中国文化讲座讲师，这是回教世界讲中国文化的首创。”另据《中埃关系愈趋密切》[J]，《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报》1942年3月总第4卷第2到3合期，第1页载：“爱资哈尔大学添设中文——爱资哈尔为回教世界最高学府，该大学研究班原定有东方语言一科，惟历年来未实现，最近爱大当局特约请中国回教法鲁克留埃学生团团长庞士谦君担任该科讲师，并已开始授课。这的确显示了中埃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17]据《消息一则》[J]，《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1939年5月1日第37号，第3页载：“提议由本会聘请庞士谦、海维谅二君为本会驻埃宣传代表，期与中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所聘之驻埃及代表马坚、纳子嘉共策进行。”
[18]庞士谦：《埃及九年》[M]，第117到140页载：庞在1939年，曾奉命参加并主持留埃学生组成“中国回教朝觐图”自埃及赴沙特阿拉伯完成伊斯兰教朝觐主命，一路虔诚向真主祈祷抗战的胜利，并利用朝觐机会向阿拉伯世界人民宣传日本侵华真相和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
[19]刘麟瑞（1917-1995），回族，河北沧州人。著名阿拉伯语言学家、翻译家。1938年赴埃及留学，1946年归国后在南京东方语专任教，自1949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1年离休。代表译著包括《子夜》、《土地》、《穆斯林会话》等。
[20]刘麟瑞：《我所认识的谢赫·穆罕默德·特瓦杜尔》[J]，《中国建设》（阿拉伯文版）1989年第4期。此处使用了刘慧：《刘麟瑞传：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页中刘慧女士的汉译本。
[21]参见杨孝柏，马为公：《尼罗河畔九度春——庞士谦先生事迹追记（二）》[J]，《阿拉伯世界研究》1985年第3期，第25页。
[22]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印刷与出版社，1945年版，第1到23页。
[23]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 ，第24到35页。
[24]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 ，第36到43页。
[25]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 ，第44到48页。
[26]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 ，第49到54页。
[27]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 ，第55到60页。
[28]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第50页。
[29]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第64页。
[30]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第65页。
[31]碑文见马强：《回坊内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西安伊斯兰教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32]碑文见马强：《回坊内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西安伊斯兰教研究》[M]，第166页。
[33]碑文见马强：《回坊内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西安伊斯兰教研究》[M]，第174页。
[34]碑文见马强：《回坊内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西安伊斯兰教研究》[M]，第179页。
[35]碑文见金祯，杨学：《海东阳及其墓碑<清真教述圣公碑记>》[J]，《回族研究》1991年第4
[36](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37]碑文见金祯，杨学：《海东阳及其墓碑<清真教述圣公碑记>》[J]，一文。
[38](清)刘智：《天方至圣实录》[M]，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4年点校版，第358到361页。
[39]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第142页。
[40]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第70页。
[41]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第70页。
[42]庞士谦：《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M]，第146页。
|
庞士谦先生与其阿拉伯文著作《中国与回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