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模（1909—1988），浙江镇海人，著名爱国人士、基督徒。先后就读于沪江大学附中、沪江大学社会学系，1932年大学毕业。
新中国成立后，刘良模与吴耀宗等40人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公开信，发起了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曾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上海市侨联副主席等职。
沪江的爱国少年
刘良模在沪江附中期间比较积极活跃，曾任各级代表大会文牍、中学歌咏团书记、沪大浸会庄同学会会长等职。拳拳的爱国之心和出色的讲演才能，尤其是担任“中学歌咏团书记”的经历为刘良模日后成为知名的爱国人士和《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者埋下了伏笔。
在沪江大学，刘良模和薩镇冰的外甥女陈维姜成为同学，相处甚好。大学毕业后，刘良模和陈维姜分别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任干事，后来在江西庐山举行婚礼，结为伉俪。婚礼很简朴，李公朴和夫人张曼筠等还亲临祝贺。他们积极参加社会服务与抗日救亡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逐渐成为我国基督教界和抗日救国战线的知名人物。刘良模除组织青少年学生活动外，还负责编辑一份名曰《消息》的刊物。抗战爆发后，刘良模撰写了大量文章，广泛教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积极宣传抗战。
传唱《义勇军进行曲》
从1934年开始，刘良模就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这年冬天，刘良模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1935年2月，民众歌咏会正式成立，有会员300余人。同年5月，《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被灌成唱片，开始发行，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和歌咏团成员在成立大会上领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刘良模还被选举为救国会执委。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被沈钧儒等称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1936年6月，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刘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站在高凳上指挥“民众歌咏会”及群众齐声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参加歌咏会的人数多达5000余人。同时，刘良模还积极撰文，动员抗战，宣传革命歌曲。刘良模汇编的抗日救亡歌曲《青年歌集》，1935至1936年由基督教青年会再版7次，销售两万多本；他还编写了《民众歌咏ABC》，讲述怎样教民众唱歌和组织民众歌咏会。他经常为《抗战生活》写稿。《抗战》三日刊也刊载过刘良模撰写的《抗战期中的歌咏工作大纲》及为受伤将士而作的“锄头歌调”——《打日本歌》。
经过不断努力，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了民众歌咏会,拥有50多个歌咏团体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也正式成立，并在香港、广州等城市设立了分会，抗日救亡歌曲响遍全国各地。在天津，当著名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偶然间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就被强烈吸引，进而驻足聆听，走进了激昂、动人的演唱会现场。他认为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国风格的曲调。后来，他专门著文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那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许多青年更是从中受到鼓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刘良模负责的军人服务部第十支部走遍了天津、广西、湖南、浙江等地，广泛教唱抗日歌曲。他倡导的抗日歌咏活动也已成为最有特色和影响的活动之一，也招致敌人的仇恨。1940年夏，刘良模、陈维姜夫妇被迫离开祖国，前往美国。在美国，刘良模一边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社会学，一边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尤其是抗日歌咏活动。他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介绍给美国音乐界，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和赞赏。他说：“我没有丢掉歌唱抗日救亡歌曲的传统，我还是个歌咏家。”
1941年，刘良模结识了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保罗·罗伯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在听了刘良模关于中国群众歌咏运动的情况介绍和刘良模演唱的几首中国革命歌曲后，便跟着刘良模一句句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年，保罗·罗伯逊和刘良模继续合作，灌制了一套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片名叫《起来》《Chee Lai：Songs of New China》（起来：新中国之歌），收入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一组中国进步歌曲。宋庆龄欣然为这套唱片集作序，出售《起来》所得也汇到国内，支援抗战。一时间，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被译成多种语言，传遍全世界，成为激励所有无产者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
《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广泛流传的消息也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到了国内。有位美国朋友曾写信给田汉,说:“美国也很流行这首歌，有很多人都用口琴在马路上吹奏。”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由欧洲回国途经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支歌,为之惊喜不已。他对刘良模的做法十分欣赏,认为刘良模所创办的民众歌咏团是大众音乐以最正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全国人民都希望有一首能够激发爱国情感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国歌，在应征的350多件稿件中也不乏大家之作。但在讨论时，大家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人普遍能够接受的国歌词谱，难度很大。
画家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期间，对法国国歌《马赛曲》印象很深。徐悲鸿认为，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把一首得到民众认可、合乎国情民意的歌曲当作国歌。徐悲鸿提议，可以考虑将已经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义勇军进行曲》暂作为国歌。听到大家如此熟悉、青睐《义勇军进行曲》，刘良模非常高兴，表示支持。他说，《义勇军进行曲》获得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美国中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甚至问这首歌是不是我们的国歌，可以考虑采用作国歌。听了大家的意见，周恩来也肯定了《义勇军进行曲》“安不忘危”的思想，支持将其暂定为国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下午3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11月15日，人民日报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 |
刘良模与《义勇军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