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来，丁光训主教一直服务于中国和中国教会。从《中国神学志卷十》（英文版）所收辑的这些文章，我们不难看出，他做过许许多多的工作，服侍过许许多多的人。他做过学生领袖，也是基督徒活动家；他具有普世的思想，也深爱自己的祖国；他是教会的领袖，也是人民代表和国际基督教界的政治家；同时，对一些人来说，他还是老师、同事和朋友。除此而外，正如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所熟知的那样，他还是一位活跃在教会和世界范围内的神学家。他的思想的形成，既得力于圣公会传统的培育，也接受了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潮和普世运动思潮，及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的改造。并且，他还在继续向形成他思想的这些运动和观念提问，并加以思考。因此，在他80周岁生日的时候，来思考一下他的普世思想和神学思想的意义，是适宜的。
今天我们要向丁光训主教学习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神学是活生生的，只有当它对人有益并能加以应用时，才能给人灵感，予人启发。1989年，在记念吴耀宗(1893-1979)先生逝世十周年的一个座谈会上，丁主教曾提出同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向吴耀宗先生学习什么？ 作为“三自”运动的领袖和中国基督教的发言人，吴耀宗是他的前任，他们两人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尽管两人年龄不同，但他们都参与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基督教的运动。在困难的时候以及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是中国教会重要的领袖，并且都在国内外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吴先生和丁主教也都是与他们的时代对话的神学家。丁主教所写的每一篇文字都是对当代教会和社会出现的问题所做出的回应。据我所见，他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937年圣彼得教区的青年杂志上。该文吁请教会更开放一些，且要更严肃地处理青年问题。 在过去的五十年，他一直关注这些问题。最近，更多的年轻人被安排到中国“基协”的领导岗位上来，也正反映了这一点。
在四十年代后期，当他先后服务于加拿大基督教学生运动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时，他就呼吁教会对福音运动应做出新的理解，特别是在它影响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范围内。1951年，当他从海外回国时，他既强调基督教信仰所面临的新挑战，又强调在中国继续为福音作见证的重要性，经过文化大革命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到80年代，作为中国“基协”会长，丁主教开始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上，所有这些问题对教会和社会都是极为重要的。即：如何面对“极左思潮”？如何更好地贯彻政府的宗教政策？如何建设好教会？如何在神学上探索新的方向？如何促进同情教会的知识分子和一个保守的教会之间的对话？如何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交流，发展与普世教会的合作关系？
对于丁主教来说，四十多年来吴耀宗先生都是他的良师益友。丁主教的“今天我们向吴耀宗先生学习什么？”一文，所反映的主题正是“六•四”事件之后的1989年夏那段艰难时期中他自己的思想。从这篇文章我们不难看出，藉着强调中国基督徒能向吴先生学习的三件事，丁主教将大量的篇幅用来构建自己的神学。他指出，今天我们可以向吴耀宗先生学习三点：即认识到①灵性及与上帝交通的重要性；②需要在处境性的神学反思中恢复伦理应有的地位；③将教会建设成为发展民主精神的学校。
1．无论是在讲话或写作中，丁主教从未多谈他的灵性生活，但他的人格操守和所作所为都映射出他的灵性境界。作为加拿大基督教学生运动的一名年轻干事，他曾撰文主张应给予福音信息以个人意识的优先权。“神学训练只应发生在我们已经被令人信服的现实以及新约信息的纯朴性所打动之后”。 作为神学家，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的认信一定先于思考：“我们如果从新约中得到五个最好的观念或信念，并能真正声称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是我们真正能为之生亦为之死的，而不仅是把成千上万的神学术语——一些毫无内容的空话——抛来抛去，那么，基督教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更多更多。”
丁主教自幼受信仰的熏陶，他是在圣公会的圣彼得教堂长大的，其外祖父曾是该堂的牧师。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深受母亲敬虔生活的影响。他的母亲通常用这样的方式在孩子们之间建立和平。当孩子们起了冲突时，她就翻到诗篇136篇，自己先读每一节的上半节，然后叫孩子们重复叠句“因为他的慈爱永远常存”。这节经文成为丁主教童年经历的一部分，并且从此就一直与他同在。 他早年的基督教培育已经产生一种灵性，促成他意识到生命的节奏，这种和谐的节律在他平静和自信的意识中得到反映，也反映于他自我调整的能力，能够看到那幅更宽广的图画。他用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公众的信仰，表达了自己对圣经中上帝不变之爱的更深的理解。正如他自己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种信仰是与相信宇宙的基督有关，并“藉着与宇宙万物相酬和” 而给人一种个人生命的意义感。
2．丁主教一直强调伦理和政治参与（political involvement）在神学思考中的中心地位。爱是上帝最重要的属性，这要求并有可能使那些必须为爱和社会公义贡献力量的基督徒去持有伦理的态度。在丁主教生活和工作的每个方面都反映了一种伦理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信仰纬度。因此，他的神学赞成“历史参与，而不是贬低（事实上是提高）人类美好事业的品质。如此，基督再来是要成全而不是毁灭” 。自然和恩典被看为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伦理被看为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一个接触点；政治参与(political involvement)被理解为人们伦理态度的一种功能。
按着丁主教的理解，原初的人性没有被始祖的犯罪堕落而完全毁坏。虽然仍存在着罪和堕落，但人们也必需考虑到要以一种更平衡和更全面的方法，去对待人类的经验和圣经的领受。罪的问题并没有像在传统的基督新教中那样受到关注，罪不是人性或神学人类学的那个最初事实。像此前后的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丁主教并未十分严肃地对待罪的教义。一位从前的同事，曾赋予他的方法以“半伯拉纠主义”的评说。就他对人是按上帝的形像被造，从而具有各种可能性的这种非常乐观的观点而言，此是真实的。这一观点源自一个强调人性善的中国哲学传统、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神学的自由主义及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思想的影响。
这暗示在丁主教的神学中，超越与内在、本然与恩典及上帝与人类之间有一种强烈的连续性的意识。这种连续性今天正如五十年代一样重要，那时，他曾就“世基联”第一次大会的主题做出如下的评论：
现在，对于神召的意识和真诚奉献的传道人来说，必不可少的认识是：人的诸多活动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是能够成为上帝活动的继续或延续的。对我们来说，如果绝对地强调“神的设计”与“人的无序”之间的巨大分歧，以致否认那种连续性，就是割断基督教的历史、事工和神召教义的每一根神经，就是认可对道德的不负责任和怀疑世间有真善美。
与四五十年代普世运动中许多年轻的神学家不同，丁主教对卡尔巴特和其他“新正统”派神学家的基督中心论的神学，从未产生过太大的兴趣。他不是一个辩证神学家，也没有将著名的宗教改革的论题作为他的出发点。他常常断言，人的一切和任何行动，总是或多或少地朝着上帝为人类设定的方向运行，这显示其自然神学的旨趣。从这种意识上说，他的思想更多地归功于其在圣约翰大学所学的英国人的神学，而不是北美大陆的新教神学。在那儿，他受到查尔斯•高尔主教（Bishop Charles Gore，1853-1932）和其他人著作的影响。他们试图从一个既广泛又向前进的角度去研究社会问题。三四十年代，丁主教对那些正在基督徒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寻求共同目标的神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到九十年代，他对德日进神学、进程神学、解放神学和塞尔特基督教以创造为中心的传统情有独钟，表达了持续不断的同样的兴趣。
最近，丁主教在为全国“基协”所写的评论（reflection）中，藉着对“因信称义”教义作为基督新教的界定特点提出商榷，继续对上面的问题加以思考。他认为在中国现在的背景下，这个教义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伦理行动之间制造了不必要的距离，并且同真正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背道而驰。基督徒需要结合其他的基督教教训来认识“因信称义”，其中包括上帝继续不断的创造工作，道成肉身、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和耶稣的登山宝训。
3．丁主教愿意认为教会是“培育民主精神的学校”，这种想法源自于四十年代他对学生运动的参与。那时“基督教学生运动”和“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的学生部”是中国基督教运动最进步和最民主的两翼。因此，他在那个运动中的经历应该很自然地使他继续认识到今天的教会需要一种民主精神。
近十几年来，丁主教一直不倦地为那些想在教会中看到更多民主的青年人辩护。1989年，他曾谈到教会作为民主的培育基地的重要性，并将民主精神与“办好教会”相关联：
治好的首要一条就是发扬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办好教会包含着民主管理的思想。办好教会就是用民主精神去办好……教会要真正办好，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
作为全国两会的领袖，丁主教在八十年代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将注意力从“基督教”运动转移到基督教会本身。中国教会从“三自”向“三好”的转变正反映了这一点。五十年代，“三自”运动强调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八十年代，丁主教开始强调“办好教会”，以便教会能治好、养好、传好。这个转移强调教会对于牧养工作的需求。这一主张于1980年关于成立与全国“三自”平行的全国“基协”的决定中得到体现。在中国基督教第四次全国会议上，丁主教在他所作的开幕辞中提出了“办好教会”的口号。
丁主教的大部分神学著作构建了一个为教会并向教会陈说的神学，正如他在1992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神学是教会在思考”。 或许，丁主教和吴耀宗先生之间最根本的不同集中在这一点上。吴先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完全与“基督教”运动相认同。因此，他不被中国教会和海外教会许多更为保守的基督徒所信任，有些人说是被不公平地不信任。他可能是五十年代中国基督徒所需要的教会领袖，但却不适宜于九十年代。相反，丁主教一向更为积极参与教会事务，他是一位主教，是一位活跃在世界范围的主教。
尽管经过了几代神学家的努力，教会和世界两个范畴从未真正地在中国基督教中合为一个整体。加之，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宗教领域之间人为分歧的增多，很大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政治运动。在三四十年代的普世运动中，教会和世界在丁主教的生活和工作中已合为一个整体，尽管自此以后，他要既作为主教又作为政治家继续说话，甚至还得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这是一个不幸，但又是对当代中国基督教存在的现实所做出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让步。它又是双重的不幸，因为它加强了那些认为神学应是“非政治”的基督徒的信念。在八十年代，藉着对宇宙的基督和创造与救赎之间连续性的讨论，丁主教才开始论及政治和神学两个范畴的重新统一。
这期间，丁主教作为教会领袖的立场，甚至被不赞同他思想的基督徒所承认，因为八十和九十年代，他在教会中做了大量复和与联合的工作。他一贯维护教会中保守的小派的利益，并关心到基层的信徒。最近几年，丁主教敦促全国“基协”为与其以外的教派的复和而工作，它们因着历史的原因对全国“基协”和“三自”心存不满或疑虑。它们包括像聚会处和真耶稣教会。关于基层信徒，丁主教将教会领袖比作火车头，其带动许多车箱共同前进。火车头必需慢慢地走，如此他们才不会把车箱丢在后面。 全国“基协”必需慢慢地走，以便尽可能容纳更多的人。同样地，神学必须是在对话之中，不仅是与它的社会背景对话，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教会内广大基督徒的心灵”对话。 因此，为了合一的缘故神学家们必须约束自己，并在相对保守的平信徒面前不要太过超前地提出主张。
一个为中国教会而写的神学，必须考虑到一般信徒的信仰和感情，但也需设法地向他们提出挑战。丁主教通过“宇宙的基督”的言说，已经这样做了。“宇宙的基督”是《约翰福音》中的基督，是《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中的基督。在“宇宙的基督”中，万有都归于一。“宇宙的基督”的信息，要求教会必须开阔自己的视野，并明白上帝也关注一个至今仍未认识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的民族，关注他们的文化、社会和历史。 丁主教对宇宙基督的理解，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思想范畴来发展，也不是作为促成与文化对话的工具，而是作为一种实践的神学信息，此信息是向一个缺乏远象和神学观点狭隘的教会陈说的。这是他的方法，藉此他将神学和政治两个范畴再度融合起来。这在前文已经提及。中国基督徒不能只是将眼光盯住救赎和个人救恩的问题，因为他们也必须思考上帝在历史和创造中的作为。这需要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有所行动。
在他的讲道和释经中，丁主教一直不断地帮助教会将自己的使命理解为对圣灵呼召的回应。他最喜爱的一段经文是《启示录》二至三章所载的圣灵写给小亚细亚七教会的信。圣灵给每一个教会的信息是不同的，每一个教会也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和力量。但结尾的信息总是一样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1952年，他回到中国教会后不久，就将中国教会与缺少托付，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教会（启3∶15－16）作了比较。 34年后，在中国基督教第四次全国会议的闭幕礼拜上，他以圣灵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启2∶1－7）作为讲道的经文。以弗所教会经历了许多的试炼和苦难，但却丢弃了起初的爱心。 圣灵给不同时代不同教会的信息也是不同的。1985年在纪念三自爱国会成立三十周年的会议上，当他敦促中国教会更多地关注国际交流时，以及1991年在堪培拉“世基联”大会上，当他发言呼吁其成员教会间相互尊重并支持各个成员教会的独特性时，他都回到了《启示录》二至三章的信息上。
虽然丁主教的神学总是为回应教会和社会问题而写，但自四十年代以来，他的基本方法没有太大的改变。自那时起，他的思想虽有相当的发展，但他思考的起点和思考的范畴仍是相同的：即爱是上帝最本质的属性；宇宙的基督；内在与超在的连续性；创造和救赎的相互关系；伦理和积极参与世界活动的重要性；教会的联合和复和。我们至少可以从他生活和工作的四个阶段去追踪这些主题：
(1)从他思想的形成到1951年回到祖国，这是第一阶段。此间，他发展了一种神学，其既显然是圣公会的，但也是普世的；既显然是基督教的，但也愿意向其他的宗教（displines）学习。
(2)整个五十年代是第二阶段。此间，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基督教的参与会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有什么意义。
(3)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他没有留下著作，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考验的时代，促使他对神学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诸种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再思。
(4)自1979年教会重新开放至今是第四阶段。这一阶段丁主教成为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运动的领导人，也是作为一位最清楚明白地为教会说话的神学家。
丁主教既没有时间也未曾打算写一部系统神学。但是如果有人打算在他已经阐述的神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内容广博（Com-prehensive）的神学，它将会既是以神为中心的，又是三一论的。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前不久，在给金陵协和神学院学生举办的讲座上，他谈到了在一个革命的和唯物主义的社会中基督教有神论的那种持续不断的适应性问题。考虑到讲这话时的时代背景，这确是一篇非常坦率和大胆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为那即将来临的困难时代正向学生们提供一种对信仰的确认和维护基督教的护教学。
他对三一论的观点也是十分明确的。关于父上帝，他强调上帝是爱的上帝，强调神圣的内在，强调上帝是也要依靠人类的上帝，“不是作为全能创造者不得不如此，而是作为慈爱的父必须如此” 。关于圣子，他既关注福音书中耶稣的人性及其伦理教训，又关注拥抱整个世界的宇宙的基督。关于圣灵，他探索圣灵给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地方的教会的信息。圣灵是信徒的安慰者、教会的保护者和整个人类的启迪者。 父、子、圣灵在创造、救赎和圣化的进程中共同工作。并且，我们人类的使命就是加入这一进程，贡献我们的力量。这里，丁主教对三位一体上帝的用语是排除性别的，但应该提及的是，他是最先鼓励中国基督徒从女性的角度去思考上帝的人们中的一位。
他给予世界的三一神学的信息，既是进步的，又是普世的。一方面，在他的三一神学中对那些为改变世界和人类发展正在工作的人们和观念做出积极的肯定，尽管他们还远未在耶稣基督里理解上帝。另一方面，他愿意帮助那些教会之外的人理解上帝在世界中行动的更深更广的意义。这个世界被宇宙的基督所包容，被圣灵所孕育。唯有这才能恢复那些劳苦和疲乏的心灵所需要的生活信心，并给予个人一种永恒的信仰：
在有些情况下，教会不得不向慕道者说：“平平安安地去吧！不要再犯罪。”然而，教会的信息更应常常鼓励他们去继续他们从事的有价值的工作，鼓励他们从一个更高的视点去看自己所做的工作，并将它与上帝创造、救赎和圣化的一切工作中那爱的旨意联系起来，从而对其工作的价值得到一种新的和更完全的认识。然后，教会的这些事工便获得一个更深的基础，并与最深层的现实的爱相一致。由此，基督徒意识到自己与终极者上帝合一的结果，为其带来一种平安、信赖、平静、信心和无惧。
丁主教神学风格的明显特征是其前后一贯的有节制的陈述。这部分是他害羞和自制的性格的结果，部分是与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但是，这种约束也有其神学的基础（underpinings）。像许多在他之前的其他圣公会信徒一样，丁主教有意识地实践迦玛列的智慧：如果一个计划或事业不是属神的，那么它就会失败；相反，如果它是属神的，那么反对它就是反对上帝。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行动方针就是不行动，就是别去管那些事（leaving things alone）。当然，这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家“无为”思想相一致。
约束和有节制的陈述也和对政治及教会的考虑有关。相对于政治秩序来说，中国教会是软弱的，直言无讳被比喻为“鸡蛋碰石头”。对于处在领袖地位的人来说，如此行动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的作用应是引导和扶持他人。此外，中国“基协”的联合是非常脆弱的，因此就教会领袖和神学家而言，不去匆忙地介绍新思想（initiatives）是重要的。在这些情形下有所约束，一部分是软弱的一种表达，但在宽容他人和尊重教会的现实中，它也是隐藏力量的一个源头。
因着有节制的陈述，丁主教的神学总是建议性的，而不是界定性的。然而，藉此启发性，丁主教总能有办法向所有的人有所言说。对于神学上的保守派人士，他提供了宇宙基督的广阔远象；对于国内外的政治批评家，他说中国教会的宗教信仰自由有“一定的空间”，因此不要轻易地谈到殉道；对于有自由的和提倡进步的教会人士，他坚持神学应当是为教会平信徒服务的，而且神学家永远不应超前提出一般信徒未能理解的新创见，也不应夸大自己作为神学家所做的贡献。对于极左和极右人士，他鼓励宽容，强调“实事求是”为共同的善而一起工作。不但如此，对于各地的人们来说，他的神学拥有一个上帝是爱的信息。这爱既使男男女女得以释放可以作创造性的行动，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成为共同的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
作为中国教会的一位领袖，丁主教一直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说话、写作和思考。他持守一种强烈的信念，常常在困难的情形下仍旧相信人类的完整。他创造性地对上帝正在教会和世界中所做的一切做出回应。因着所有这些理由，丁主教的确是一个促进教会团结的神学家，他将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继续为教会和世界做出贡献。
|
丁光训：一位促进教会团结的神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