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大阿訇是陕西省西安府长安县午门（今西安市未央区午门社）人，字瑞祥，约出生于明崇祯末年。清顺治八年(1651)春，他游学于云南各地。顺治十六年(1659)秋天，准备取道威宁，经四川回陕西老家。途中在威宁的驿馆住宿，遇到在威宁做官的陕西老乡，谈及威宁缺乏阿訇的状况。威宁下坝的乡老商量将他留了下来。从此，刘吉大阿訇在威宁开办经堂教育培养人才，率先将经堂教育模式传入云贵地区，肇基了鲜为人知的威昭鲁学派。刘吉大阿訇和他之后的桂显芳、李清才、赛焕章、阮世美等阿訇，桃李芬芳，泽被滇黔两省，至今为两省穆斯林缅怀。
一、清初刘吉大阿訇在威宁的正教
威宁，位于贵州西部，地处乌蒙山脉腹地，在古代是由川南入滇的必经之路，交通及战略位置重要，故有“滇黔锁钥”之称。威宁在明代及清初是西南回族的一个重要聚居地，是以昭通、鲁甸、威宁为中心的乌蒙山区回族发源地。
据《刘氏家谱》及一些碑文记载，从顺治十六年到康熙二年，刘吉大阿訇在威宁下坝清真寺掌教。刘吉大阿訇“严谨清真，扫除异端，凡正教中有坠者举之而废者兴之，坍塌者补之而失者增之。 日用行习之间皆诱以正教，酬酢往来之际咸引以中道，谆谆教诲不倦。勤勤恳恳，遵奉真主传授至圣人之天经，受赏、惊吓，许约、命令、禁止，明条明件，条款断法效古圣先贤之辙迹，仍率由旧章。……春风时雨，洗其旧染之污，诱入中道，不致他歧。西音东晓，古希回辉则景仰深怀，稚子少童则程门立雪，称作师范，诚属解人之难。开其矛塞，如瞽之相师；教泽洋洋，芳名播于千里。以为清真之中流砥柱，使当际之回回皆归于清真，入于教道” [1]。从这段文字中可见，刘吉大阿訇对教门中误入歧途者循循善诱，孜孜教诲不倦，将正教寓于生活的日用行习之间，用先贤的故事教育人，用穆斯林的行为准则劝化人。
二、实践经堂教育肇基威昭鲁学派
传说刘吉大阿訇是胡登洲的弟子摆阿訇（或者海阿訇）的学生[2]， 与明末清初山东学派的常志美、李延龄、舍起灵等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期。他在陕西之所以没有文字记录，是因为青少年时代就游学于云南。而他设帐讲学于威宁，实际上就是经堂教育的早期形式。 清康熙三年后， 刘吉大阿訇在贵州威宁杨旺桥清真寺“设帐讲学，阐扬正教，扫除异端， 以正群述”。他把胡登洲太祖师首创的经堂教育率先传入乌蒙山区，拉开了乌蒙山地区经堂教育的历史序幕。据《杨旺桥刘氏家谱》记载： “稽其平生之为人， 自秦境而来威郡，皆传经立教之孜孜焉而无已也。大展其平生之抱负于斯寺而教育人才则济济焉，使众亲友皆感化而为善也。讵非吾元祖严谨之至、善教之深、感化之极以至此哉！ 盖吾元祖乃家学渊源，后东威宣昭鲁属而教领各方者， 皆吾元祖之所传也” [3]。凭史料记述，威宁、昭通、鲁甸、宣威、东川等地的掌教阿訇，都是刘吉大阿訇所传，在当时至少也是几百人。
刘吉有4子17孙，都是当时在威宁、昭通、鲁甸、宣威、会泽、东川等地不同时期的掌教阿訇，到了他曾孙、玄孙一代，仍有若干人在威昭鲁地区当阿訇。按云南秀才吴钟麟先生的话说“相传九世，俱弹经衍道，维持清真”，可见其遗泽之绵远。其最著者，即刘吉之长孙刘纲，在康熙五十四年被威宁镇总兵韩忠委任为总掌教；其次如李春才，曾任昭通八仙营大寺主讲，后任磋乐清真寺主讲，晚年在鲁甸大水塘等寺任执教主讲历数十年；再者如撒如玉，康熙年间任下坝清真寺掌教，撒之贤，于乾隆年间掌教昭通。
云南大学姚继德教授在《评（昭通回族文化史）》一文中说“刘吉、李清才、赛焕章、桂显芳、阮世美的师承、生平和贡献的论述，将以往学术界知之不多的中国西南伊斯兰教的这个重要支派――‘昭鲁学派’，首次作了完整介绍。刘吉经师和李、赛、桂、阮四大巴巴德高望重，伊斯兰学识渊博，桃李芬芳，泽被滇黔两省，为该文化圈的肇基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广为两省穆斯林同胞所缅怀。”[4]实际上，这个鲜为人知的学派不仅是昭鲁，而且涵盖了贵州威宁和云南宣威、曲靖、沾益、宜良、寻甸、东川、会泽、大关等地整个乌蒙山地区即威昭鲁地区，称作“威昭鲁学派”较为恰当。在云贵地区，经堂教育中的云南学派的形成要比威昭鲁学派晚一些， 这从威宁杨旺桥清真寺的迁建及办学情况可以得到证明。
据民间传说，刘吉大阿訇在杨旺桥清真寺掌教时所办的经堂教育是大学部分，即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宗教专业教育和道德陶冶，课程设置分为基础课与专业课两大类，基础课有阿拉伯语语法、波语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专业课包括《古兰经》及经注学、圣训及圣训学、教法学、哲学和古典宗教训谕性文学等课程。从文献资料“吾元祖又赴滇属杨林绘图建修杨旺桥大寺，则其严谨清真而教育人材者，尤胜于畴昔之在下坝也。稽其生平，自秦境而来威邑，平生皆传经立教之孜孜焉而无已也，大展其平生之抱负于斯寺使众亲皆化于拜所也” [5]的记述中可以和民间口碑资料互为印证。
这就是说，威宁杨旺桥清真寺，在清朝康乾时期曾经是云贵地区伊斯兰文化传播中心之一，刘吉大阿訇是中心的奠基者。
三、劝化七姓汉民皈依伊斯兰教
威宁回族先民，大多是明初被征调的陕西人，随蓝玉、沐英大军征云南后屯垦于威宁的军人，多与当地汉族等兄弟民族通婚，这从清初的许多碑文上可以证实。族际通婚形成了后期与汉族以“亲戚边”相互称谓的文化现象。刘吉大阿訇到威宁时，这种回汉之间的姻亲文化现象依然存在。这为他劝化杨姓、阮姓、孔姓、张姓、谢姓、王姓等七姓汉民中与回族通婚者加入伊斯兰教创造了条件。
刘吉大阿訇引导这些人进教相当艰难，如汉族孔姓喜欢抽旱烟，杨姓喜欢喝酒，在当时的民间有“孔家孔烟杆、杨家酒坛坛”的戏谑。刘吉大阿訇没有放弃将这部分“亲戚边”引入伊斯兰教的决心。他的教化办法很人性化，先教他们从学习礼拜开始，边学习伊斯兰教知识，边革除抽烟喝酒的生活习惯。
据说刘吉大阿訇第一次集中他们学习礼拜时，这些人都在清真寺内抽烟，整个清真寺弄得乌烟瘴气，刘吉大阿訇并没有说什么，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第二次集中学习礼拜，他说“请你们在院坝里抽完烟再进大殿去，进入大殿就不要吸烟了”。这些人听从他的安排，在外面吸完烟才进入大殿。汉族习惯将烟杆插在脖子后衣领中或将烟杆插在系腰上。据说，礼拜时每磕头时就只见烟杆翻；到了第三个学习阶段，刘吉大阿訇对他们说“你们在外面吸好烟后，烟杆就不要带进大殿了，挡脚挡手的，礼拜不方便，请你们把烟杆放在外面，没有人要你们的，礼完拜后各自认领各人的东西”。这些人也听从了，将烟杆顺墙竖在大殿外面，整个大殿外的烟杆像堆放窑柴一样多；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刘吉大阿訇对他们说“你们想抽烟的就请在清真寺外边去抽，抽完后再进入清真寺”。人们也听从了他的安排；在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取得了显着成效之后，到第五阶段，刘吉大阿訇说下次请你们在家抽好烟才来清真寺，烟杆就不要带来了，礼好拜各人回家去吸”。人们也听了他的劝化，就这样他把这些人引入了伊斯兰教。
刘吉大阿訇“正教”的事虽然只是民间口碑相传，但说明了刘吉大阿訇对伊斯兰教博大精深的教规教义的理解和宣教的基本态度，甚至于之后刘吉大阿訇的女儿、孙女都有与汉族通婚从而劝化对方进教实例。如清初张勇甲娶刘氏、孔衍忠娶刘氏等，均是通过联姻的形式进入伊斯兰教。这就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去融入兄弟民族，需要有高尚的品质去感化身边的人，方能让别人尊重并跟随你的信仰，而这种前提是首先尊重别人的信仰，尊重别人的人格。刘吉大阿訇就是在首先尊重别人的前提下劝化、循序渐进地引导了张、孔、杨、谢、阮、王等七姓汉民皈依伊斯兰教，这七姓演变为穆斯林的后裔至今俱恪守清真，成为云贵二省的回族旺族。
四、提倡马姓座地取姓及论辈婚配
当今乌蒙山地区的回族马姓，不同于全国回族马姓称谓，而是姓之前冠以地名和姓之后称为“人”，如下坝人、马家屯人、松林人、蔡家地人、核桃树人、开化人、客籍人、小瓦房人、河西人、陆良马、陕西马、独林军（或独立居）马等12个籍贯不同的马姓， “人”表示“马姓”， 比如下坝人就是表示是下坝马姓， 民间口语习惯称“人”而少呼“马”者。这若干种对马姓的不同称谓及其以之各为“宗族”的马姓人文现象，形成了全国回族马姓中比较独特的一种地域姓氏文化，表现出明朝卫所移民的某些历史痕迹、延续至今的古老习惯同时也表现出回族学习并接受汉文化漫长发展过程。这种独特文化现象的形成主要源于清初刘吉大阿訇的倡导。
据说，在刘吉大阿訇来之前， 马姓内部没有区分，刘吉大阿訇来威宁掌教后，鉴于回族都姓马， “开不出亲去”的现象， “倡导以支系为家族， 以居住地冠名为下坝马、马家屯马、蔡家地马、松林马、核桃树马、小瓦房马等12个马姓氏族，互区别开” [6]。这种科学的划分在当时的社会功能主要解决回族婚配困难的问题和纯洁宗教信仰的问题，随之逐渐演变并形成为云贵地区以马姓为主的乌蒙山回族文化圈。
民间传说，马姓分支的原因是刘吉大阿訇在威宁时，曾经去一户马姓人家，看到他家种叶子烟（旱烟）又用一把长把把水瓢喂猪。刘吉大阿訇觉得奇怪就问他“看到你家没贴门神、没供菩萨是回回，为什么又栽烟又养猪？”这人回答他“舅舅家是汉族，烟是栽了舅舅来后他自己吃，省得上街去买；用长把把水瓢喂猪是怕摸着猪，我们没有吃猪肉，喂养它是舅舅来吆去卖，增加点收入”。刘吉大阿訇又问： “为什么不和回回开亲而要跟汉族开亲？”这人回答“我们姓马的多，开不出亲去”。
刘吉大阿訇针对这种个案调查了解，马姓已经在威宁生活了多年，属于五服以外，按伊斯兰教婚姻法“五服以外通婚”的规定是完全可以在姓中相互开亲的，他就对教胞说“你们以座地为姓，可以开亲了，伊斯兰教规定五服以外可以开亲，到后世去，我给你们承担罪过”。这样才以籍贯和居住地分为10多种马姓，居住在威宁下坝的称为“下坝马姓”，居住在威宁马家屯的称为“马家屯马姓”，居住在威宁杨旺桥松林头的称为“松林马姓”，居住在威宁蔡家地的称为“蔡家地马姓”，源于陕西长安县的称为“核桃树马姓”，从云南迁入的有以原籍地名取名的“河西马姓”、 “陆良马姓”、 “开化马”等等。正是这若干个不同来源的马姓构成了乌蒙山地区独特的回族姓氏文化现象。
刘吉大阿訇倡导回族学习汉族传统文化，各个家族编修家谱，议定字辈排行，相互论辈婚配，就避免了同宗通婚的情况发生，加之代表一个家族发展历史的《家谱》的修订，逐渐形成了乌蒙山区回族宗法制度并延续至今。
刘姓用 “文治国忠、士正朝廷、永世洪大、承应天德、麟凤继昌”二十代，从刘吉大阿訇的曾孙辈用“文”字开始，其它各个姓氏的也用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议定了字辈派号。就《家谱》的修订而言，我们可知的最早于康熙五十四年下坝人马骧所修的《下坝马氏家谱》，然而这个本子却没有流传下来；其次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蔡家地人马应师修订的《太师马氏家谱序》、嘉庆七年(1802)马廷儒修订的《下坝马氏家谱》、咸丰十年(1860)刘国民修订的《杨旺桥刘氏家谱》等。清代的这些家谱，记载了乌蒙山回族的迁徙、发展过程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众多方面的内容，是回族学习汉族民间文化及宗法制度的具体体现，它为刘吉大阿訇助推乌蒙山区回族社会的向前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点。
论辈婚配的习俗促使伦理道德的持续遵守，形成了乌蒙山区回族社会的高度和谐。俗话说“亲有三代族有万年”，在乌蒙山区30多万回族群体中，通过族间和亲戚这两个社会圈子加上与汉族“亲戚边”关系的圈子，三个大圈就融洽了回族社会的和谐稳定及健康成长。而维系这个民族和谐关系的根本就是“辈礼”制度的有效延续，通过刘吉大阿訇提倡“排字辈”的风俗习惯，乌蒙山区回族在族间有了能够“族有万年”的历史依据，同一宗族即同一家之祥和；在回族内部有了“同辈婚配”形成的姻亲文化，即便不是同一个姓氏，也是比照族间内的辈份长幼秩序相互称谓，实现了尊老爱幼的道德风尚；在回汉“亲戚边”之间能够实现团结友好关系。正是“排字辈”的风俗教化，使得这三种社会关系在民间从清初一直延续至今，为不同时期的社会和谐及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启示
《礼记・学记》说“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乎”。刘吉大阿訇正是运用了从教育入手的办法在乌蒙山区化民成俗， “使迷途者知返而不致他歧， 皆归于清真，入于正教”。
乌蒙山区回族属于伊斯兰教格底目教派，格底目提倡“遵经随俗” “凭经立教”，其主要特点是重视文化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回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乌蒙山区回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在汉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许多习俗免不了有汉俗的成分，如穿白戴孝，历史上回回先民从西域来到中原也无此风俗， 回族穿白戴孝始于明代，当时的回回先民们为了坚守信仰又要生存，认为可以把穿白戴孝作为风土人情接受下来， “制用缟素，虽合乎时，失其本意，故日风俗也”[7]。其次如“端香炉”、 “上坟”等莫不有汉文化的成分。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刘吉大阿訇在云贵地区传播的教门比较容易让人接受， “遵经随俗”的人性化传统关乎民生，关乎回族对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关乎当时汉中有回、回中有汉的地方现实。它能够让当时的回回及劝化入教的汉民“归于清真，入于圣教”，用穆斯林的行为准则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俗话说“正人先正已” ，作为师者，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需要有崇高的道德修养才能说服别人、影响别人。当时，威宁没有匾柏，刘吉大阿訇带人到云南杨林移植匾柏树栽种在下坝清真寺中，他归真几百年后，人们仍然小心保护， “犹南国之甘棠，无敢剪伐者，盖以彰其德善耳”。时人称之为“师范”，被誉为“清真之中流砥柱”并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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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l) 《刘氏家谱》，刘国民，咸丰六年。
(2) 《昭通回族文化史》第319页，李正清，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l版。
(3)刘国民《刘氏家谱》，咸丰六年。
(4)中穆网 (http：／/www 2muslim com/forum php?mod=viewthread&tid=112215&fromuid=50929)
(5) 《刘氏家谱》 （寻甸刘朝庆藏本）
(6)余宏模， 《黔西北民族调查研究文集》，第31页，远方出版社，200l年7月第1版。(7) 《正教真诠》，王岱舆，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年。 |
刘吉大阿訇的“正教”经历及启示